美高梅注册网址 史料研究 俾斯麦操纵欧洲的外交手腕:其对外政策从哪两个方面着手?

俾斯麦操纵欧洲的外交手腕:其对外政策从哪两个方面着手?



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优势的矛盾。1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讲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不管是为了自保,还是准备复仇,法国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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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非常难区域性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国、奥匈和德国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俄德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可以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年-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侷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本文摘选自《德国通史》第四卷:民族国家时代(1815-1918),邢来顺、吴友法主编,本卷由邢来顺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可以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

如果说19世纪上半期拿破仑曾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横行欧洲于一时,那么19世纪下半期就是俾斯麦以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操纵欧洲的时代。从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完成了德国人长期渴望的民族统一大业。帝国建立后,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明确将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心置于欧洲大陆,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使欧洲僻壤柏林一跃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政治中心。确切地说,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总体对外政策主导思想有两点:一是维持和平,二是阻止法俄两国威胁性的联合。

美高梅注册网址,1886年1月,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布朗热就任法国陆军部长,在法国掀起了一场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潮,德法关系骤然紧张。两场危机同时发生,俾斯麦同盟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被俾斯麦视为德国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将期满,而且续约无望。国际局势有完全失控的大概,俾斯麦做梦都害怕的东西夹击之势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德国假如在俄奥巴尔干竞争中采取支援奥匈的政策,就要承受俄德关系破裂,并因此向法国提供潜在盟友的后果。而在当时环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弃奥匈的大概性。储存奥匈帝国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俾斯麦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奥匈一旦在外部压力下解体,不仅会危及欧洲均势,使德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也将打破德意志帝国内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一)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打开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前景。俄土战争俄军浴血奋战,二十万将士丧命疆场,收获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亚力山大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11月,沙皇特使考尔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亚摄政当局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铩羽而归,俄保断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丧失殆尽,沙皇的「尊严」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并引发大国冲突的危殆局面。

俾斯麦的大陆政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因法国和俄国接近而使德国受到两面夹击的威胁,另一方面支持奥匈帝国,以应付法俄两国可能的联合,并遏制俄国向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在殖民地问题上持审慎态度,重点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其中,孤立法国是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基点,也是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基本外交路线。俾斯麦推行大陆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统一使欧洲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法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焦点。

俾斯麦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约束俄奥,防止两国冲突。他此时的基本策略是对两国实施双向抑制,敦促两国在三皇同盟框架内解决分歧。针对奥匈在英国怂恿下大概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一再发出警告,保加利亚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奥同盟只具有防御性质,要帮忙找英国去。3对于俄国,他再三表示,德国愿意支援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但奥匈的大国地位不容牺牲,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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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扮演「诚实的掮客」,虽然暂时回避了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却暗含着同时疏远两国的危险。奥匈不由要问:「德奥同盟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德国有两个盟友,奥匈只有半个。」5假如说德奥同盟在1879年的缔结加剧了俄国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与德奥结盟的轨道上来的话,那么在此时,它只能加深俄国的敌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见新任法国驻俄大使拉布莱时表示:俄国希望法国强大,两国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尔巴斯使命失败,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结果,也是对卡尔诺基国会演说的回应。要想按俄国的意愿解决保加利亚问题,就得排除奥国的阻挠。奥匈的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关键是德奥同盟。假如俄国要发动对奥匈的战争,或使俄国的战争威胁产生效果,必须预先阻止德国的介入。唯一的希望在法国。有迹象表明,俄国军方和泛斯拉夫派,通过著名报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从10月末起已对沙皇的决策倾向施加了重大影响。为了牵制德国,沙皇有大概急剧改变其欧洲政策,法俄结盟的前景已隐约可现。

《德国通史》第四卷:民族国家时代(1815-1918),本套丛书由邢来顺、吴友法主编,本卷由邢来顺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使法国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法郎的赔款,这对法国人而言是一次无法忘怀的打击。特别是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埋下了未来德法两国纷争的种子。阿尔萨斯洛林对两国而言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毛奇为首的德国军方坚持认为,占领麦茨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等地可以使德军节省10万军队。因为德军在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后,可以更容易对巴黎构成威胁,从而使德国入侵的危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于法国人的头上。这自然是法国人难以容忍的。因此,恩格斯作为1870年-1871年德法战争的见证者,曾预言:“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重新得到”阿尔萨斯洛林。事实证明,割占阿尔萨斯洛林成了德国的一种外交重负,它使得“德国的每一个外交方面的敌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法国的支持”。俾斯麦也深知法国不会善罢甘休。在对法战争结束不久,他便肯定地回答了总参谋部对法国是否会复仇的疑问。

基于以上考虑,防止法国复仇就成了俾斯麦时期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点。当时要防止法国复仇,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要求法国人宽容并忘记国土的丢失。这显然不切实际;二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三是把一切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团结在德国周围,孤立法国。只要法国孤立无援,它仅凭自己的力量显然复仇无望。最终,国际国内形势使俾斯麦政府选择了后者。

从国内看,年轻的帝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消除内部的分离主义因素,巩固统一的成果。因此,俾斯麦在与法国签订和约后宣布,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满足”,它以后努力的目标只是要维持现状。

从国际上看,客观形势不允许德国进一步打击法国。因为一贯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不会接受继续削弱法国的举动,俄国更不愿冒单独面对强大的邻国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只能选择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使之不能复仇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可以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用俾斯麦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它找到盟友。只要法国没有盟友,它就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俄、英、奥等列强在近东巴尔干地区的矛盾,则为俾斯麦推行上述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向巴尔干扩张是俄国历代沙皇一贯的对外政策。但这一政策与已经被逐出德意志而转向巴尔干地区寻求补偿的奥匈帝国发生冲突。同时,俄国势力南下巴尔干,进入地中海,威胁到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也为英国所不容。鉴于这种矛盾,三国都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争取其支持。这就为俾斯麦贯彻自己的外交意图提供了良机。

俾斯麦孤立法国的第一步是拉拢俄、奥,建立以德奥俄三皇同盟(Dreikaiserbündnis)为基础的大陆同盟体系。他将奥匈和俄国作为首要拉拢对象,一是因为德、奥、俄三国因瓜分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有共同的语言,而且三国都是不同于西方议会制的君主制国家,容易找到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在当时欧洲五强中,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只要德、奥、俄三国团结一致,法国就不敢也无力妄动。而奥地利对外政策的转变则正好为俾斯麦的联盟计划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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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俄三皇同盟

奥地利在1866年失败之后,曾试图寻机恢复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迫使它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满怀复仇希望的奥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Friedrich
Ferdinand von
Beust,1809-1886)不得不承认:“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有如火山喷发”,已经无法复原。奥匈帝国遂将对外政策目标转向东方,力图在巴尔干得到补偿。但是它在巴尔干遇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俄国。由于法国新败不可依恃,英国虽支持反俄政策,却不愿承担义务,奥匈只得转而争取德国的支持。因此,1871年新上任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Julius
Andrassy,1823-1890)明确表示,与德国密切合作将是他的整个对外政策的基础。此后他刻意讨取俾斯麦的欢心,以达到联德目的。

俾斯麦乐见奥匈寻求德国的友谊,但他并不愿意因为获取奥匈的友谊开罪俄国,而是希望三个国家能在君主制原则上团结起来,孤立共和制的法国。在与德国合作成为不二选择的情况下,安德拉西虽不愿与俄国为伍,仍决定迎合俾斯麦的意愿,暂与俄国言好,静观其变。“既然将俾斯麦从俄国那里拉开是不可能的,奥匈最好的政策就是参加这一联盟”。

这时俄国也需要德国的支持。一方面,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俄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与德国合作;另一方面,19世纪七十年代初俄国正在与英国争夺中亚。由于法国新败待复,德奥两国的接近使俄国在欧洲有孤立之虞,故而俄国也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1872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为加强奥德友好关系,准备访问柏林。亚历山大二世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直接介入德奥接触,化解可能导致俄国孤立的局面。这位沙皇向德国大使表示:德奥二皇相会,却将他弃之一边,不怎么令人愉快。其言下之意一目了然。结果,1872年9月德、奥、俄三国皇帝聚会柏林。俾斯麦将三皇聚会看成是欧洲大陆三个君主制国家对共和制法国的一种示威性亲善。此后俾斯麦继续加强三皇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俄国建议德俄签订一项旨在保障俄国西部边界安全的军事协定,以便集中精力与英国争夺中亚。但俾斯麦坚持要奥匈参加,否则“协定不会有效”。这一条件迫使俄国与奥匈修好。

1873年6月,奥俄两国皇帝签订了《舍恩布伦协定》,规定两国遇有第三国侵略危险时,“议定所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方针”。10月德皇在访问维也纳时也加入了该协定,第一次三皇同盟(Erstes
Dreikaiserbündnis)形成。虽然第一次三皇同盟没有书面约束,其基础只是三位君主的个人友谊和信任,但是很显然,俾斯麦的目的已经达到。在他看来,只要奥俄两国重视三皇关系,就不存在奥匈或俄国向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

三皇同盟形成后,俾斯麦继而拉拢意大利。意大利自统一后一直与罗马教廷关系不和,而处于天主教会影响之下的法国政府却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意法两国因此难以交好。与之相反,德国政府的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则使它与意大利有了共同语言。意大利舆论也认为,意大利的主要敌人是教皇统治,而和教皇站在一起的是法国,即德国的死敌。在这种背景下,1872年2月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前往罗马,拜访了意王维克多·厄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II.,1820-1878,1861-1878年在位)。同年5月意王回访了柏林和维也纳。于是,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四国协议(quadruple
entente)。1874年1月,俾斯麦要求驻法大使转告法国:如果意大利受到法国的攻击,不论是否影响到德国的利益,也不论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德国都将立即援助意大利。四国协议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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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俾斯麦洋洋自得之际,1875年德法“战争在望”危机(“Krieg-inSicht”
Krise)让这位外交老手尝了一口失败的苦酒。此次危机起因于法国重整军备。1870年战败后,法国不甘于永远被压制的状态,因此从1872年起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迅速恢复其陆军。1873年,主张复仇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8月法国南锡主教号召教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而祈祷。1875年初法国计划在德国购买1万匹军马。同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扩军法案。这一年法国军力达到46.1万人,军费开支为4.85亿法郎,两项指标均高于德国。

法国的迅速重整军备和复仇呼声引起德国的不安。俾斯麦决定对法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加以遏制。当然,他也知道一场“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很可能使俄、奥、英联合起来反对德国,所以只是选择了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来“制止法国重整军备”。他首先派约瑟夫·
玛丽亚· 冯· 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1839-1912,约瑟夫·冯·
拉多维茨之子)于1875年2月前往彼得堡,争取俄国支持,希望俄国不要声援法国。接着德国的新闻媒体开始制造舆论。4月9日柏林《邮报》刊载《战争在望?》(Ist
der Kriegin
Sicht?)文章,认为德法“战争就在眼前”。文既刊出,欧洲为之震惊,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其实,相关情况表明,德国的外交活动和德国新闻界的舆论只是对法国的一种心理恫吓。《战争在望?》文章发表后三天,俾斯麦就向帝国议员巴尔豪森(Robert
Lucius Freiherr von
Ballhausen,1835-1914)谈了自己的看法:“当偶然有一束光亮投向一种混乱的形势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总参谋长毛奇在与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Odo
Russel,1829-1884)谈话时也表示,只要列强都站到德国一边,向法国表明其复仇的梦想是徒劳的,则“战争可以,也许能永远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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