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注册网址 美高梅注册网址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 宋鸿兵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 宋鸿兵

就在那周,人们被事件发展之快吓倒,危机很像无处不在。虽然曾经十年里,欧洲几乎一半人希望战争,却没人能想象到发生在6月底的奥地利大公暗杀事件会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谁是国际银行家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和封建王权逐渐衰落,旧的社会统治势力集团趋于土崩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填补着社会权力真空。在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铁路、冶金、矿业、军工、机械、通讯等行业的爆炸性扩张过程中,当欧洲列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历次战争爆发时,国际银行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为工业扩张和各国之间的战争筹集大笔资金,在获得巨大而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对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财富的力量体现在对权力的腐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控制上。国际银行家在资本供应与需求对接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资本和信用流动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从霍普、巴林家族联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从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银行家族的幕后运作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高特银行家”资助“雾月政变”到拿破仑给予其法兰西银行垄断的慷慨对价,从巴林、维灵—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脉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购买融资,从贝列拉、福尔德联手挑战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创新之争,从布雷施劳德扶持俾斯麦到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鲁士大军,从鲍林、沃伯格家族挑动德皇威廉二世扩张到罗斯柴尔德刺激英国反制,从贝尔蒙特参与废除林肯绿币到赛利格曼家族策划巴拿马独立,从阿拉伯人大起义到《贝尔福宣言》,从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从纳粹崛起的华尔街输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创新,从原子弹机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双料间谍,从罗兹会社的雄图大略到美国基金会体系的“影子政府”,从安·兰德的点拨到格林斯潘的顿悟,从当今的金融海啸到世界中央银行的启动,从美元最终的崩溃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倒计时,历史事件背后金融势力的身影依稀可见,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际银行家高效与绵密的人脉关系网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对“渠道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连沃尔玛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议价能力都让众多企业家如芒在背,那么,对全社会人人都需要的资本与信用流动渠道的垄断性控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则远不是沃尔玛所能比拟的。
国际银行家从卑微的社会地位起家,从攀附各国权贵阶层开始发展壮大,逐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各国的资金及流动渠道,渐次控制了工业与商业系统并形成了利益互锁,进而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取向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与权贵阶层利益日益融合,运用难以抵制的金钱诱惑,日益主导了从政府官员任命到总统大选的政治家人选,从经济政策制定到外交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情报系统的运作到军队将领的升迁,从组建精英团体到影响公共议程,从经管媒体出版“自律”到左右社会信息来源,从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识塑造……金权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已逐渐完成从萌芽到壮大,从影响到垄断,从前台到幕后的历史转型,成为了西方社会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驾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之上,完成了金权专政的蜕变。
这样一批高能量的国际银行家包括:
纵横国际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级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心腹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
德国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
德国巴伐利亚出身的华尔街银行家赛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国法兰克福出身后在美国成为超级大腕的希夫家族;
德国汉堡起家后来发展到伦敦和纽约的施罗德家族;
德国法兰克福起家后在美国兴起的斯佩尔家族;
德国柏林的老牌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家族(Mendelsohn);
英国19世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的巴林家族;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
法国皇室倚重的福尔德家族;
法国盘踞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位置上长达百年的马利特家族;
法国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创始人贝列拉家族;
瑞士银行家的泰斗米腊博家族;
原来是罗氏家族门下后借美国崛起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主导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来到哪里,哪里就会一片兴旺,他们抛弃哪里,哪里就衰退萧条。他们能够在翻手为云的过程中刺激社会大量创造财富,也能在覆手为雨的运作里攫取巨额金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人类的本性却始终不断地自我重复。人性在数千年前对财富有多么贪婪与恐惧,对权力有多么执着与诅咒,今天仍然如此。人类向往自由却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时又心怀自私,渴望美好但无法摒弃邪恶,无论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还是西方历史中的金钱权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性的本质。这正是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来把握未来的意义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戛然而止的战争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战争与革命。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
——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b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第一军几乎被打残。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萨多瓦会战中,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0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拿下维也纳、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奥战争萨多瓦会战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但是,首相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
后来,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但是,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普鲁士崛起、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其次,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
其实,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英国人的怀抱。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
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1]。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2]
1855年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奥本海默
所罗门·奥本海默
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构。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日益膨胀,撑裂了原来紧紧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贵族统治和宗教神权势力,衰落的社会传统权力架构已经摇摇欲坠。金钱的权力将会从各种社会结构的裂缝和权力坍塌的废墟中快速蔓生起来,它们搭钩结网,攀垣附缝而上,逐渐茂盛,终至遮天蔽日。
年轻气盛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审时度势,决定从传统的宫廷放贷、钱币兑换业务转向政府债券承销、跨市场套利等新兴业务。到1810年,奥本海默家族银行的资产已达到100万法郎,跻身于一流银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发的奥本海默家族决心效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为此,所罗门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贪婪和没有底线闻名,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对他忌惮三分。1814年3月18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写给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们要提防奥本海默的手段:
“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詹姆斯那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分行)和科隆的奥本海默运给你们的货币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后者还将通过我们的堂兄再次运送一笔款项过去。不过要特别注意所有奥本海默家族送来的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们非常贪婪,不是每次都守规矩,所以必须小心,不要给他们下没有上限的订单,否则利润就都是他们的了。”[3]
所罗门的战略眼光还在于他特别重视战略联盟,通过一系列联姻精心构建自己的人脉关系网。1813年,他把年仅15岁的女儿嫁给了法国巴黎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福尔德家的公子贝南德·福尔德(BenedictFould),而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是在福尔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过联姻的纽带,奥本海默家族将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法国资本市场。新郎新娘两个家族共同出资6万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尔德—奥本海默银行(HouseofBLFould&Fould-Oppenheim)。
色当会战后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
1815年,法国在滑铁卢战役惨败之后,面临着比1814年巴黎和会更为严苛的赔偿条款,特别是过去被法国反复征服的普鲁士,要求高达17亿泰勒(普鲁士银币,1泰勒=354法郎)的战争赔款。代理支付这笔巨款将是一笔天大的生意,此时的科隆莱茵地区已被普鲁士收为莱茵省。作为新普鲁士人的奥本海默赶紧联系刚结亲的法国亲家福尔德共同努力搞定这笔大买卖。在法国亲家的协助下,奥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在1818年终于拿到了5250万法郎战争赔款代理支付的大单。
柏林的门德尔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犹太银行家族之一。享誉世界的19世纪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就是这个家族的嫡传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的银行家父亲亚伯拉罕曾调侃道:“我曾经是一个著名父亲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一个著名儿子的父亲。”[4]门德尔松家族银行在1850年前后成为沙皇俄国的指定皇家代理银行,负责数额庞大的俄国国债在欧洲市场的承销业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818年11月4日,奥本海默与战胜国的清偿委员会达成协议,14天之内在巴黎筹措了5250万法郎,并支付给在亚琛的清偿委员会,募资、汇兑、运送、担保的手续费为075%,这相当于近40万法郎的巨额收入。所谓富贵险中求,为了这笔生意,奥本海默也是压上了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身家。这单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获了各方的赞誉。在普鲁士传统的银行家看来,这笔手续费并不算太多,因为他们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筹措这样一笔巨款,还有银币运送将会是人吃马喂、武装护送的繁琐和复杂的工程,没曾想到在建立起国际银行家生意与人脉网络之后,5250万法郎的资金募集在犹太银行家控制下的法国资本市场根本不够分配,其争抢程度不亚于今天中国银行间交易市场上抢手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如此巨额的现金汇兑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与科隆银行之间传送一张汇票这么简单,奥本海默等人轻松愉快地赚得了40万法郎。落后的普鲁士银行系统被新兴的金融人脉网络深深地震撼了。
在与福尔德家族联姻后,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蒸蒸日上。此时罗斯柴尔德
家族已然是欧洲金融市场上无可争议的霸主之一。1826年,奥本海默的生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时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几乎每天与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商业情报往来,随着莱茵河地区的旅游资源的开发,
内森·罗斯柴尔德
到莱茵河旅游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时尚。这些富甲一方的游客不愿携带过多的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于是与奥本海默合作,在英国罗家开出信用证,可以到莱因地区的奥本海默家族银行支取现金,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
此时的所罗门已经将家族的事业逐步移交给了儿子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其间奥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罗家推荐来的客户。1834年亚伯拉罕与夏洛特·贝菲丝大婚,在随后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处拜会各位大腕叔叔们。在给最具权势的叔叔内森·罗斯柴尔德的信中,亚伯拉罕谦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两年前,您还常把您所有的客户推荐到科隆,但是最近并非由于我们的过错却使我们失去了您的客户,这一点使我们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运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进入您的庇护范围,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够恢复从前我们两家的关系,并且让我们比史法豪森(Schaaffhausen)家族更有优先权。我也将使您成为我们家族合作的优先选择。希望我的请求能够被您接受。我荣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5]
1830年以来,奥本海默家族与汉斯曼(Hansemanne)家族联手大力为铁路与航运业融资,并建立起新兴的股份制公司投资莱茵铁路项目。由于普鲁士地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整个地区资金紧张,几乎所有工业公司都达到了信用的极限。亚伯拉罕敏锐地把握住这一时机,开始大力推动对商业和投资的信用保险业务。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亚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险公司。
1842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与后来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犹太银行家布雷施劳德家族建立起稳固的商业联系。自此,奥本海默家族在欧洲的人脉关系网已初步奠定,成为一家在科隆居于支配性地位,在普鲁士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家。
1848年革命与银行业的拯救行动
1830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洲大陆扩散的进程明显加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进程一方面使得矿山、纺织、机械、铁路、轮船等行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业资产阶级赢家的同时,也带来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输家,他们就是因丧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在极为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人,失业的手工业者及城市贫民阶层。在封建专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工业革命的赢家不满其政治权力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不相匹配,他们向统治者要求更多的权力。同时,工业革命的输家更是对悲惨的现实生活积怨已久,这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对千余年来的宗教和社会歧视的强烈反抗,这几股强大的鼓动力量在争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力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荣的工业化表象之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从1845年到1847年,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大片地区爆发饥荒。农业歉收,粮食价格猛涨,农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农业信用规模缩减,就业机会下降。同时,欧洲工业从1840年起开始陷入停滞,特别是铁路建设速度基本丧失增长,工业信用也出现紧缩。两种紧缩的力量聚合起来造成了1848年欧洲众多地区的经济萧条。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所形成的稳定局面,在经济收缩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出现道道裂缝。
在观察到欧洲各个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资金紧缺现象后,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已经预感到一场重大危机的来临。
1848年2月,法国巴黎的股票市场崩盘,酝酿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人民的怨恨和资产阶级的夺权冲动促使社会积怨的火山猛烈喷发。2月26日,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发来消息说革命看来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顺利建立。过了仅仅两天,新的消息传达情况急转直下,变数丛生。3月,法国革命的浪潮开始冲击科隆,革命者要求亚伯拉罕·奥本海默作为他们的代表去和政府谈判,亚伯拉罕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其实,奥本海默家族与革命者之间的渊源非比寻常,亚伯拉罕的三弟达格伯克·奥本海默(Dagobert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资助革命鼓动工作。1842年夏天,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就在达格伯克·奥本海默资助的《莱茵报》担任主编,经常以重炮轰击普鲁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史法豪森银行由于过度投资房地产而发生了支付危机。奥本海默并没有过多投资房地产。从国际银行家的传统来看,因为极端厌恶流动性差的资产,他们极少涉及房地产投资。3月29日,史法豪森银行停止向170家客户和4万多工人支付款项。惊恐万状的储户一起赶来取钱,史法豪森银行已无法兑付,银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银行倒闭,整个莱茵省的银行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种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银行。
一旦史法豪森银行倒下,与其商业往来密切的奥本海默家族也会出现严重问题。奥本海默家族资助的科隆—明登铁路资金吃紧,需要50万泰勒的现金,同时奥本海默银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额才能度过难关。亚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着家族的铁路业务,他在4月3日给亚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你的能力有着超强的信心,我感觉你能成功地为我们从政府那里搞到至少50万泰勒的资金,期限为一年或更长。”3天后,西蒙发来更多的坏消息:“我亲爱的亚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达格伯克他们说明天需要更多的钱。”4月10日,还未收到亚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汉斯曼应该会让步的。我们是莱茵省最大的,目前几乎也是唯一的尚在运转的银行,符合政府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同意保护我们这样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选择。”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们所盼望的果实在昨天已经成熟,希望汉斯曼已经做出决定提供给我们50万泰勒的资金。亲爱的亚伯拉罕,你要确信我们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话,必须得到这笔钱。”[6]
4月1日,亚伯拉罕已经亲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汉斯曼要求以不动产和股票为抵押,申请50万泰勒的政府信用来救援史法豪森银行,此时救史法豪森银行也就是救自己。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商量,汉斯曼决定在债权人和银行家之间达成妥协,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向柏林要钱。柏林方面开始时并不情愿给钱,亚伯拉罕威胁说,救助银行的重要性并不只是挽救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关乎革命是否能够被遏制,是关乎普鲁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作出结论,除非银行信用得以恢复,否则现有的社会秩序行将崩溃。普鲁士政府一听,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机协调委员会,政府方面由汉斯曼出面,银行家这边是亚伯拉罕牵头,共同商议救助史法豪森银行的具体办法。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将史法豪森银行转变为一家股份制银行,普鲁士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这其实是自由派和亚伯拉罕从1830年就开始鼓动政府实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亚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胁,除非能够及时救助金融危机,否则莱茵省脱离普鲁士将是无法避免的。很显然,亚伯拉罕把救助银行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的高度,这是趁普鲁士政府忙于平定社会动荡,无暇他顾时才使出的杀手锏。此时普鲁士政府的首要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亚伯拉罕和汉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稳定的前提是金融稳定”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切其实是亚伯拉罕与汉斯曼等人早就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的目标是进行一场金融和政治领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着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亚伯拉罕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
5月初,奥本海默从普鲁士政府拿到了50万泰勒的救助金,普鲁士的金融系统开始了重大变革。
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与现在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的救助行为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只要将年代和名称稍做调整,简直可以直接发表在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就是“拯救银行与金融改革:财政部长与银行家达成一致目标”。
人性在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麦的崛起 俾斯麦首相
如果说德国的统一离不开俾斯麦,那么俾斯麦的成功则离不开他身后的犹太银行家格森·布雷施劳德。俾斯麦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秦始皇,他们都是以坚韧的意志和铁血手段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突出一笔。在德国有关俾斯麦的各类专著多达7000多种,德国史学界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进行过彻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几乎完全忽视了俾斯麦政策背后庞大的金融势力集团的影响力。在俾斯麦本人的长达3卷本的传记中,仅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时提到布雷施劳德家族一次,犹太银行家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似乎是一个研究盲点。
事实上,俾斯麦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与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多达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劳德整个职业生涯中更是几乎每日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德国政坛变化、军事调动和金融市场的各类情报。[7]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没有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的强大金融后盾,俾斯麦几乎无法在德国政坛上立足,更谈不上完成统一德国的伟业。布雷施劳德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封中已经一百余年了,对他的重新挖掘将真实地还原德国历史中被长期忽略的金融势力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俾斯麦出身名门望族,属于容克地主阶级,可谓含着金匙子出生。他从小就胸怀大志,诸多在平民眼里高不可及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对俾斯麦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轻而易举的,正是这般天生优越养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他脾气暴燥,做事雷历风行,性格果敢坚强,态度强硬粗鲁,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俾斯麦野心勃勃,对从政有着浓烈的兴趣。与此同时,他跟其他容克贵族一样,对金钱也有极大的渴望。他拥有金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地位,利用大笔资金来满足政治的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发现自己厌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够很从容地退出政坛,而不受经济上的影响和束缚。
自从俾斯麦从政以来,他渴望金钱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于是他不得不利用犹太人对金钱的敏感和对财富管理的天赋来协助进行私人理财,实现财富积累和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俾斯麦对于犹太银行家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从本性来说他并不特别喜欢犹太人,甚至认为犹太人不应该进入公共政府机构,他有求于犹太人的地方无非是犹太人高超的理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这些精明的犹太银行家族为自己的个人财富增值。
1848年欧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给俾斯麦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激发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进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现实主义态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麦最终选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为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俾斯麦坚信,德国最终必然要走向统一,而这一进程必须要依靠强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认为民主只会导致软弱和涣散,为着这个终极目的,他必须要成为国王的坚定捍卫者。俾斯麦的此类言行,深得普鲁士国王之心。1851年,作为对此的报偿,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意志邦联大会。
从此,俾斯麦正式成为公共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
布雷施劳德: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格森·布雷施劳德既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又是德国公众的银行家。他以娴熟的手腕和耐心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个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价值的人。”
——弗里兹·斯特恩
俾斯麦1851年来到法兰克福,很快就引起当时坐镇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首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的注意。当时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中间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麦与阿姆斯洛初次相识就对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经常给他的妻子模仿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包括用犹太人的口音和语法来表达德语。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雄势大有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同时也很高兴结识罗家人。以后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邀请他,他总是受宠若惊地应邀前往。他曾经这样来描述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他是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拥有成吨的金银,有很多很多黄金的盘子和刀叉。由于阿姆斯洛并没有子嗣,尽管很富有,却没有后裔继承。他更像一个待在豪华宫殿里面的穷人,周边有无数人在骗取和图谋他的钱财。他的亲属为了继承他的财富围绕在他身旁,实际对他并没有真心的爱和感激。”[8]
俾斯麦勤奋好学,极度向往权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继子梅耶卡尔两个人的青睐。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喜欢培养政治上的后起之秀,他们经常以伯乐自诩。在整个欧洲近代历史上,罗家曾经选中扶植过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罗斯柴尔德确信俾斯麦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除了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选中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后来他果然成为英国首相;罗氏更为自家挑选了乘龙快婿罗斯伯里伯爵(TheEarlofRosebery),罗斯伯里伯爵年轻时曾有三大人生愿望:赢德比赛马(DerbyRace)、娶超级富婆、当英国首相,他最终都得到了;后来罗家还发现并培养了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这些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心发掘和精心培养而一手扶持成长起来,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重量级的政治家。[9]
尽管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不可一世地宣称他已经“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权”,但欧洲老牌贵族们仍从骨子里对罗斯柴尔德等犹太银行家新兴“暴发户”有着一种难掩的轻蔑心态。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贵族们也不得不屈服于金钱的权力。俾斯麦持有类似心态,对犹太银行家们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麦初到法兰克福,很快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了一段相当温馨的蜜月期,但是没过多久就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爆发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争吵。事情的起因源于当时作为德意志邦联首领的奥地利,经常独断专行,并不尊重普鲁士政府,而俾斯麦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强势的人,作为外交官虽然只能服从于柏林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他经常会为奥地利方面的傲慢和细节问题大发雷霆。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资源就是依靠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185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问题上产生了一次不算太严重的冲突。当时德意志邦联拥有一支小型舰队,资金匮乏,难以为继,急需一笔钱来支付船员的工资。奥地利不顾普鲁士的坚决反对,直接就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一笔6万荷兰盾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情愿资助这个舰队,但他还是愿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麦,和阿姆斯洛激烈地争吵了一番。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政府之间较劲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纵使富甲一方,也难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处境左右为难。这些封建统治贵族阶层从骨子里仍然把犹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属族群,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有钱并不能解决犹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问题。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后,俾斯麦的愤怒仍然没有完全平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亲近奥地利,而并不敬畏普鲁士,一气之下他开始拒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邀请,同时游说普鲁士政府启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银行,用贝斯曼银行作为整个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可惜普鲁士的财政部并不像俾斯麦那么容易冲动,他们并没有替换罗斯柴尔德家族。究其主因还是罗斯柴尔德的地位实质上无人可取代。普鲁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钱的时候,也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帮助。如此一番争吵之后,奥地利大使愤然离开了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他在这场争斗当中取得了胜利。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俾斯麦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手的过程中,也掂量出了对手的分量。
他是一个在政治上理性而现实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战胜了奥地利,他马上调整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又开始示好于罗家。1853年,俾斯麦支持政府的建议,把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银行家。不仅如此,他继而要求授予梅耶卡尔爵士普鲁士的红鹰勋章。双方关系修复之后,比从前更现实和更紧密了一层。
1858年时,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麦离开法兰克福之前,专门向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求教,希望梅耶卡尔为他在柏林推荐一位可靠的银行家,而且俾斯麦坚持在柏林负责打理他的个人财政的私人银行家必须是犹太人。出于种种原因,他认为只有犹太银行家才具有足够的天分和能力,帮助他实现理财方面的目标。这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过此道继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紧密的关系。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正式推荐了格森·布雷施劳德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
1861年,布雷施劳德已经成为柏林极有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尽管当时在柏林还有像门德尔松这样资历更老的几个银行家族,而且这些老牌家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劳德高出一筹,但布雷施劳德家族依靠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来,在柏林银行业中迅速窜升,成为“新星”。换言之,在众多银行家族当中,谁能够保持与罗斯柴尔德越密切的关系,谁就越有机会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之后,迅速进入了角色。俾斯麦全部工资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给布雷施劳德家族的银行来打理,同时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债务支付,为他设置和经营海外的银行户头,负责经营俾斯麦当时还不算太多的资产。
从这时开始,俾斯麦和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密切的通信往来。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所有银行家族都对政治消息和市场情报超级敏感,因为这些信息背后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布雷施劳德家族并不要求俾斯麦给予任何金钱形式的酬劳,他们所图求的报偿就是政治情报和一些内幕消息的透露。
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打的都是钱粮,谁的经济潜在资源更庞大,谁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钱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他所面对的首要难关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议会。自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横扫欧洲,特别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更加深远,甚至不惜采取暴力与流血的方式力图彻底砸碎封建专制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思想传统较为保守的普鲁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国与英国的民主模式,又从内心深处惧怕法国曾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这是普鲁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点,他们从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而仅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层皮。
威廉一世身上继承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军队建设分外关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镇压欧洲革命最坚决的少数派,反对任何政治妥协。他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权是普鲁士崛起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与俾斯麦不谋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法案屡屡遭到议会阻挠的情况下,终于下定决心启用极具争议性的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铁血理论,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那是我们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错误,只有通过铁和血的方式来解决。”俾斯麦同时也给威廉一世打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陛下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从此俾斯麦赢得了威廉一世对他的政策的坚决支持。[10]
军队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强化正规军,削弱国民警卫队。法案将正规军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议会反对的表面理由是军费开支过大,骨子里是对国民警卫队被降格感到不满。在普鲁士的军事建制中,正规军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贵族势力集团,而国民警卫队则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强化正规军的结果必然是普鲁士专制力量得以进一步增强,这一点是自由派的议会所深为忌惮的。他们的手段就是拒绝批准政府的预算,在钱的问题上死死卡住俾斯麦的脖子。俾斯麦毫不示弱,马上威胁将议会休会,要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丹麦危机突然爆发了。在1863年3月,丹麦国王欲将普丹边境地区存有领土争议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两地纳入版图,此事立刻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处地区按照1852年《伦敦条约》的规定虽然由丹麦治理,但主权仍属德意志邦联。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普鲁士的上空。[11]
对于俾斯麦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借对丹麦的战争大大削弱国内自由派的反对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此时俾斯麦太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了。从战略上分析,俾斯麦的手法沉稳老到。为了达到击败丹麦的目的,他必须拉拢奥地利。为此他巧妙地建议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奥地利欣然接受。同时,为了摆平欧洲其他强权的干涉,俾斯麦作出支持《伦敦条约》、维护现有欧洲秩序的姿态来安抚英法俄。
俾斯麦在丹麦危机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对付丹麦也绰绰有余,但最让俾斯麦焦心的是他庞大的战争费用并没有着落,议会顽固地反对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他的战争预算。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
俾斯麦的唯一希望就是绕开议会预算牵制,另辟蹊径进行战争融资。他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布雷施劳德身上。布雷施劳德与手眼通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紧密,他们不仅可以解决庞大的资金问题,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在对丹麦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的中立是成败的关键。
此时,俾斯麦身侧的布雷施劳德一直静静地观察着普鲁士政坛的一系列动荡,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一重大政局变动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个人好恶来看,作为犹太人的布雷施劳德更加倾向于自由派的观念。实际上,犹太人为争取自身的公平权力构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为银行家,他的判断必须绝对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须选择利益!
通过布雷施劳德每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的信件往来,柏林方面的商业市场情况和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情报快讯中透露丹麦危机已经导致“我们的部长本来计划贷款5000万泰勒进行海军建设,但是使该贷款减少到3000万泰勒,主要用于波罗的海的港口防御……透露丹麦事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复杂局面,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暂时不会有动作,因为军事准备尚未完成”。[美高梅注册网址,12]
从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麦的战争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而资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布雷施劳德与罗斯柴尔德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在11月向俾斯麦出价了。布雷施劳德的建议很简单,普鲁士可以出售国有资产进行融资。他们看中了萨尔地区储量丰富的煤矿,这些煤矿主要处于普鲁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劳德提议将煤矿卖给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早在1861年就有传闻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出价2000万泰勒收购萨尔地区的煤矿。俾斯麦早就知道拿破仑三世对该地区的煤矿也大感兴趣,拿破仑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麦摊牌:如果想让法国在普丹战争中保持中立,必须拿普鲁士的萨尔煤矿作交易。1864年初,关于普鲁士的煤矿即将卖给法国的消息在法国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威廉一世的面子挂不住了,俾斯麦的融资计划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泰勒的预算,议会可能拒绝。两天以后俾斯麦果然提出1200万泰勒的预算用于普丹战争。当时普鲁士的国库中可用于对丹麦作战的资金有2100万泰勒,但俾斯麦出于对战争开销谨慎的评估,认为这笔钱必须保留以备意外情况的发生。1864年1月22日,议会果然以275对51票的悬殊比例否决了俾斯麦的要求。[13]
俾斯麦只得再想办法找钱。此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厄兰格家族(RaphaelvonErlanger)找上门来希望提供1500万泰勒的贷款,俾斯麦大喜过望。此事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厄兰格家族原本是罗氏家族的门下,后来自立门户发展壮大成为罗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已经跻身于国际银行家的序列。罗家历来痛恨自己的门下背叛,更何况厄兰格家族还时常拉上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与罗家抢生意。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此大动肝火,痛斥布雷施劳德办事不利。布雷施劳德赶紧保证,议会坚决反对任何没有议会批准和授权的私人银行对政府的放贷行为,“厄兰格对政府贷款的办法已经被完全否决了”。[14]
普奥联军于1864年2月1日正式发动对丹麦的战争。2月3日,布雷施劳德见到俾斯麦之后,再度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警告俾斯麦不得接受厄兰格的贷款。罗斯柴尔德甚至要求俾斯麦在普鲁士媒体上抹黑厄兰格。俾斯麦拒绝了这一过分要求,不过保证普鲁士政府会谨慎考虑与厄兰格的合作。布雷施劳德随即向俾斯麦提出新建议,把议会曾经批准的用于铁路建设的贷款额度做抵押,向银行家进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资,银行家们再向投资人出售足额债券。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俾斯麦对后续战争经费的忧虑超过了对战局的关注,战争的开销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测,再没有后续资金的跟进,俾斯麦的大军可能只能再支持两个月左右。届时如果战争仍然没有结束,俾斯麦必将陷于议会狂轰滥炸的痛斥和欧洲列强幸灾乐祸的嘲笑两面夹击之下。毫不夸张地说,俾斯麦这个名字将成为欧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3月初,普鲁士银行与厄兰格家族达成了秘密协议,罗斯柴尔德闻讯暴跳如雷,再次怒骂布雷施劳德无能。3月14日,布雷施劳德回信发誓“俾斯麦决不知道此事,而且对这一行为深感困扰”。俾斯麦保证将谴责具体经办的财政部长。
当然,俾斯麦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瞧出了罗斯柴尔德与厄兰格之间的矛盾,便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厄兰格的潜在威胁,目的是尽快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条件最好的贷款。他将国际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这一招“以钱制钱”的手段的确高明。最后,俾斯麦拿到了利息为45%的战争融资,而罗斯柴尔德拿到了丰厚的融资代理费。
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战争的开销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整个1864年的夏天,俾斯麦都在为普丹战争所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而烦恼”。这场战争总共开销2250万泰勒,历年财政盈余530万泰勒和普鲁士政府融来的资金1700万泰勒已经消耗殆尽。[15]
通过战争,俾斯麦终于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对银行家进行重大妥协。普丹战争的爆发时间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相当,在对战争和林肯被刺的评论中,俾斯麦曾说:“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他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利用对手奥地利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离间了奥地利与盟友的关系,三是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众多德意志邦国成立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随着拿破仑光辉的逝去,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减弱,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统一运动日益壮大。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两种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区,其中包括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麦出于现实考虑,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
普丹战争结束之后,奥地利成为阻挡俾斯麦统一德国雄心的主要障碍。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俾斯麦仍然采取了用对外战争凝聚国内共识,迫使议会让权,巩固自己在普鲁士内部地位的策略。所谓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麦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机遇,建立与意大利的战略同盟。同时借萨尔地区煤矿的重大利益诱惑法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麦还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争取俄国的理解。最后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变化的潜在趋势缺乏敏感,虽然英国不愿看到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但从形势上看奥地利似乎胜算更大,更何况拿破仑时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国的思维惯性仍在,俾斯麦认为英国对普奥战争虽不会满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对。经过俾斯麦的运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多,敌人则比奥地利少。
此时,最让俾斯麦忧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普丹战争已经使普鲁士财力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随着战火灰飞烟灭,战争对于财富的惊人吞噬能力让俾斯麦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从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麦在拼命做两件事情:尽最大努力为普鲁士搞到每一分钱用于战争准备,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奥地利在欧洲金融市场筹到战争经费。俾斯麦的战略是在金融方面将对手逼上绝境,在战争威胁之下,拖垮奥地利的国力。奥地利的财政情况的确比普鲁士更糟,常年疲于镇压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骚乱,使之早已财源枯竭,濒临破产。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筹措资金,准备大打出手。
最让俾斯麦抓狂的还是议会同以往一样全部否决了他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政府部长要对此负全部责任。俾斯麦当天就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回应,他将议会反对派定性为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通敌效果的“卖国贼”。其实,俾斯麦深知议会自由派中很多人对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骨子里是欢欣鼓舞的,他的叛国指控就是有意去刺伤这些人的自尊,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议会自由派中的狂热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击俾斯麦在欺骗议会和国王。俾斯麦闻讯大怒,立刻向对方提出决斗要求。整个柏林政界为之震动,要知道决斗是勇敢和鲁莽的混合体,一旦决斗开始,绝无退缩和劝架的可能,双方非死即伤的概率极高。堂堂普鲁士首相若死于决斗场,整个欧洲的局势都会发生突变。偏偏这个俾斯麦天性暴躁,早在大学期间,就曾27次与人决斗,胆子大得惊人。布雷施劳德等人赶紧私下劝阻,连远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都在关注决斗的事。虽然最后决斗被劝阻,俾斯麦对议会拒绝政府预算的愤怒和焦虑却与日俱增。
俾斯麦太渴望金钱了,没有钱,他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的梦想最后会退色为幻想。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
1865年,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悬于一点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动的方向。7月,俾斯麦苦等的战争经费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科隆—明登铁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路之一,1833年开始设计,1859年全部建成,成为普鲁士铁路系统的枢纽。该铁路项目的建设初衷是将鲁尔地区的煤廉价地运送到工业生产基地。布雷施劳德在科隆—明登铁路融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该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银行家。考虑到未来战争中铁路运输系统可以高效低耗地运送大批军事人员及物资,所以铁路公司的国有化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科隆—明登铁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鲁士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普鲁士政府直接购买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万泰勒来担保该铁路债券以35%的票面利息发行。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分期买入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终成为该铁路的唯一股东,完成渐进式的国有化。1854年普鲁士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潮流的影响下,暂停了国有化进程,至1870年视情况发展再定是否继续。但政府对铁路债券利息的担保仍然有效,担保金1400万泰勒被锁定在专用账户上无法动用。
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需要大约6000万泰勒的总额,筹措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费用的重担就落在了布雷施劳德的肩上。其实,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劳德经过仔细计算和反复考虑,就曾提出过极具争议性的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与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资全面收购铁路公司的股份,从而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不如普鲁士政府以放弃国有化为代价,立刻就可以从铁路公司拿到一笔补偿金,同时放弃对债券利息的担保,可以马上盘活1400万泰勒的部分保证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些人认为布雷施劳德方案是以政府长期损失为代价,使包括布雷施劳德本人在内的铁路公司股东实现暴利。在这一方案中,政府将损失各种权益总额高达3000万泰勒,换来的只是1000万泰勒的补偿和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而科隆—明登铁路是政府投资中非常盈利的项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给政府提供紧急资金,但付出的代价是以不到5折的价钱贱卖了优良资产,同时还损失了未来长期的收益权,对政府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当时间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巨变。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雄心压倒了一切,为了准备对奥地利这一庞然大物发动战争,其他的代价就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酷爱战争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时,将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优质资产,此时才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当国际银行家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国家对立,推动政府大规模军备投资,激化潜在矛盾,诱发战争进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战争赔款。只要有大规模资金过手,雁过拔毛,国际银行家总能收到高额的服务费。哪里有资金与信用流动,哪里就能找到投资银行家的身影。
这么大的买卖不是一个布雷施劳德啃得动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在欧洲各大国际银行家族圈内消化这块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鲁士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最终结果是政府放弃铁路国有化权力,获得1300万泰勒的补偿,其中第一笔支付300万泰勒现金,付款期为1865年10月1日,第二笔支付2705万泰勒现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铁路公司发行新股来补偿。为了嘉奖布雷施劳德的功劳,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条约所涉及的资金划转业务委托给了布雷施劳德。这笔250万泰勒的转账对家就是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当仁不让地将1%的“管理费”入袋为安。
在没有落实财源时,俾斯麦还准备了外交解决方案的另一手,谈判也进行了多时。当俾斯麦得知政府与铁路公司合同正式签订后,立刻在外交上对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合同签订当天,俾斯麦马上给普鲁士王储发电:“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下定了决心,完全战备启动和进行一年战争的金融手段已经具备,数额大约为6000万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麦的战争部长荣恩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有了足够的金钱给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动员全部军事力量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我们可以迫使奥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双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钱从哪里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科隆—明登铁路的重新安排就实现了。”[16]
奥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金融安排是为了发动战争所做出的紧急安排,而奥地利方面的备战还远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开始软化立场。另一方面,俾斯麦在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也逐渐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资金到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布雷施劳德与国际银行家们联系后的反馈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明登铁路之间900万泰勒的债权转让由于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陷于停顿。战争资金难题如剑悬头顶,俾斯麦再次开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此时俾斯麦的坚定开战的决心也开始发生动摇,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麦透漏了自己的动摇:“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筹集资金,并使法国保持中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荣誉,同时保留战争的选择。”俾斯麦的判断同样影响着他的私人投资决策,他托人给布雷施劳德带话:“如果我的投资账户上还有债券投资,现在我在这里无法知道,他不应该仅仅是由于过早的战争担忧就卖掉这些债券。”[17]俾斯麦的行为用今天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投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了盖斯登协议,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双方继续共享主权。然而普鲁士与奥地利都心知肚明该协议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他们都在等待战争经费的问题出现重大突破。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
1866年2月,布雷施劳德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资金购买明登铁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纷纷认为购买股票的资金将被普鲁士用于战争,而和平是国际银行家们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密信中用暗语提到政府可能在考虑出售萨尔煤矿,市场上风传罗斯柴尔德和奥本海默可能是买家。显然,封杀明登铁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萨尔煤矿转手,意味着国际银行家们发现煤矿的潜在收益更大,如果让俾斯麦顺利通过铁路股份转让而获得足够的资金,普鲁士政府势必不愿再出售萨尔煤矿了。
钱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战争准备却在升级。1866年3月2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大规模备战。3月底,在私下找买主无望的情况下,普鲁士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可是市场状况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走向低迷,大规模出售将导致资产严重损失。4月8日,普鲁士宣布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股市大跌。罗斯柴尔德给布雷施劳德的指示是,一旦战争即将开始,立刻抛出罗家在柏林的所有债券。而此时,布雷施劳德已经大举抛售罗家债券,结果罗家大怒,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俾斯麦得到实质性的资金之前,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与意大利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
布雷施劳德明显犯了沉不住气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在信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是在保护我们家族的利益,我们希望听到你抛售我们的债券的解释。我们早上发给你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的行为。”4月18日,布雷施劳德赶紧回电说明,最近与奥地利的关系出现缓和,所以出售债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鲁士开始军事总动员,全部9个军团进入战备状态的费用为2400万泰勒,并且以每月600万泰勒的数字递增。[18]5月18日,在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鲁士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公共信用机构并提供无抵押的2500万泰勒的信用,同时废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图吸引民间资本进行信贷。即便如此,信用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财政部长哀叹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动战争,甚至连两个月后的开支都没有着落。[19]
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关头,布雷施劳德的科隆—明登铁路方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资金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后,普鲁士财政部痛下决心委托布雷施劳德和汉斯曼组成购买铁路股份的银团。股权收购定价为110泰勒,市场交易价格为117泰勒,除了他们两位之外的其他银行家试图利用政府的财政窘境把价格压低到105泰勒。政府无法接受如此之低的报价,决定分批出售。如果战事顺利,股票价格将一路攀高。这也是一招险棋,万一战争打得不顺,政府将面临经费枯竭和股价暴跌两重压力。但俾斯麦决心冒险!
由于政府放弃了国有化并解除了贷款利息担保,立刻拿到了1400万泰勒被锁定的担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铁路股份销售所得资金用于军事总动员之外,正是这笔钱支撑了未来7周的战争。等到俾斯麦兵临维也纳城下之际,这笔钱已不足300万泰勒,而奥地利尚有18万大军驻守维也纳,如果两个星期之内无法迫使奥地利投降,俾斯麦将成为历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麦戛然而止的战争,使其在这场事关德意志命运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赌博中大获全胜!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普奥战争的输家当中最窝囊者,非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莫属,他眼睁睁地看着普鲁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国在俾斯麦的战略性欺骗之下,非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中立补偿”,反而在卢森堡的问题上被俾斯麦奚落嘲弄。拿破仑三世在疏远奥地利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楚怀王被张仪用“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国与齐国断交如出一辙,楚怀王与拿破仑三世同属那种爱贪便宜、志大才疏之辈。
一向玩大国均势游戏炉火纯青的英国,此时对普鲁士即将统一德国而崛起成为英国最大的挑战者这一危险前景并没有应有的敏锐。英国仍然被爱虚张声势的拿破仑三世忽悠住了,过高估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力。法国于1859年动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和印度的一种直接威胁:如果断了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线就等于斩断了英帝国的脊梁,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于是战略短视的英国政府把普鲁士作为抗衡法国的力量,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为大开绿灯。英国对法国的顾虑压倒了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沙皇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同英、法关系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支持普鲁士对法国作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迟钝而封闭的沙皇正专注于在巴尔干煽风点火捞取些蝇头小利,对普鲁士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几十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小国并未完全放在眼里,从而埋下了未来败亡的伏笔。
奥地利新败,财政濒于破产,虽想支持法国对普鲁士进行报复,但已力不从心。
俾斯麦与其说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不如说是个幸运的冒险者,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对手们在战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闪电般的崛起。普奥战争结束后,只有俾斯麦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不打败强大的法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普法战争将不可避免。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所谓“埃姆斯电报”。1870年7月初,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被选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拿破仑三世以法国不能容忍东西两翼均受到威胁为借口,命令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提出抗议。当时,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温泉疗养院休养,他向法国大使表示,霍亨索伦家族可以考虑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又命令法国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书面保证。威廉一世答应回柏林再谈判此事,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接到电报后,删改了电报的一些内容,使之成为威廉一世拒绝同法国大使谈判的通电,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以受到侮辱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
而此时的法国连一个盟国都没有。
作为普奥战争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劳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兄弟变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俾斯麦对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俾斯麦毅然将自己全部私人账户中的财产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转到了布雷施劳德银行。
就在战争爆发前的10天,布雷施劳德在给俾斯麦的密信中询问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狡猾地提到俾斯麦私人账户上的投资情况。在信中他问道:
“在我这方面看来,我并不认为极端严重的政治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我并没有将阁下账户里的资产出售。如果我的判断有误,您认为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将发生,我请求您及时给我示警。”
果然,事关俾斯麦个人财富的损益,俾斯麦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过是以俾斯麦夫人的名义回复的:
“他并不认为其他人会突然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西班牙的投票并未符合任何人的意愿。不过他觉得也许到了某个时刻,对战争的预期会比现在更强烈,所以卖掉铁路股份也许是个好主意,反正他这里也需要钱。”
布雷施劳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战争即将开始。第二天,他即刻将这一价值连城的情报发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所有的报价都会快速下跌。”同时,他指令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交易员全部抛出他的各类资产,有些甚至是在亏损中售出的。布雷施劳德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普奥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的宪法危机结束了,俾斯麦的政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财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鲁士主导下的北德意志邦联议会批准了12亿泰勒的战争信用。
在战争爆发初期,柏林股市情况近乎恐慌,连科隆—明登铁路这样的优质股票都下跌了30%。普鲁士政府紧急出售1亿泰勒的第一期战争债券,试图摆脱由银行家垄断的承销渠道,直接向市场发售,条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银行家们的建议是打85折,被政府拒绝了。奥本海默在写给布雷施劳德的信中强调,“这是一个当前市场情况下的可笑的条件”。结果销售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债券只卖出了6000万泰勒。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销售,银行家们无法赚取承销费,因而采取了集体抵制的行为。这一点再次表明,金融市场上“渠道为王”的威力。[20]
1870年9月1日,普法双方在色当进行大会战,法国军队再次惨败。次日,拿破仑三世率领10万法军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色当战役后,多达30万的法军俘虏被普鲁士关押。布雷施劳德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遇,他主动承担起每月为战俘向普军支付生活费的“责任”。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放贷生意,未来无论谁代表法国政府,他们都必须支付这笔巨额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将是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劳德并不惧怕法国人赖账,因为普鲁士的大军一日不收到战争赔偿,就一日不会离开法国的国土。而法国军队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内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随着战争的临近和爆发,布雷施劳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每日商业信件往来越来越困难,后来柏林与巴黎的直接联系被迫改为经由布鲁塞尔与阿姆斯特丹转送。布雷施劳德照例汇报柏林市场的行情。色当战役之前,布雷施劳德紧急通知罗斯柴尔德尽快卖掉他们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随即布雷施劳德替罗氏在128泰勒的价位卖出1250股铁路股票,7月时,该价格为9572泰勒。9月15日之后,双方联系中断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围,罗斯柴尔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联系上。这期间,巴黎的罗氏只能借助气球偶尔传递信息。10月5日,普鲁士军队征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费里埃庄园,成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普鲁士元帅毛奇的指挥部。著名的“费里埃会晤”就在这里进行,法国外交部长试图说服俾斯麦签署和约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鲁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任命汉斯曼组建承销团在伦敦和柏林出售2000万泰勒第二期贷款。随着普鲁士军队的捷报,这些贷款合同价格水涨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够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额度,最后战争国债的利率被敲定为5%,期限为5年。庞大的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前线的普鲁士大军。11月30日,银行家们再接再厉,又一次在英国成功发行了3400万泰勒的92折贷款,并可选择进一步发行1700万泰勒的权力。而同时尽管英国人开始同情倒霉的法国,但法国的债券在英国几乎卖不动,在金融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法国再次失败。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28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签订预备和约。
至此,普法战争结束,整个战争普鲁士的战争耗费总额为2200万泰勒。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战争进行到1870年11月时,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就主动向俾斯麦提出希望能为普鲁士提供服务,代收法国未来的战争赔款。当然,奥本海默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们也都竞相要求提供服务。俾斯麦征求布雷施劳德的意见,这样一个肥缺当然大家都想自己揽着,布雷施劳德自告奋勇迫不及待地于1871年2月7日来到凡尔赛。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两个大单,为巴黎筹集2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安排协调整个法国的战争赔款。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俾斯麦对法国的反对怒不可遏,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麦适可而止。梯也尔认为,过多的战争赔款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法国拿不出这么多钱。俾斯麦暴跳如雷,不依不饶。最后,梯也尔建议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转圜。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后来布雷施劳德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满俾斯麦故意的粗鲁行为。
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大军就得无限期地呆在充满敌意的法国境内,每日大军的一切供应开销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鲁士国内和欧洲各国对俾斯麦的不满也在快速积累。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的50亿法郎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条约规定: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
随即法国方面开始筹备第一笔2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债券,利率设定为5%,以布雷施劳德为首的德国承销财团建立起来了,奥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参与发行。结果债券发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超额认购高达14倍。赔款总额提前完成,并由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直接汇到布雷施劳德银行和汉斯曼银行。1872年,第二笔3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债券超额认购达13倍,奥本海默家族单独承销了49亿泰勒,其中他们自己持有7400万。赔款工作进行得出奇顺利。1873年夏,惊人的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全部完成。德军开始撤出法国领土。现代金融市场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是过去完全无法想像的。清朝的战争赔款往往是以税赋形式直接压在贫困的老百姓头上,而西方则是通过债券投资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种投资机会。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银行家起到了双重作用。他们一方面扮演了问题的解决者,另一方面却又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们为战争双方提供从军火公司上市、发行军火债券、运转融资,到国家战争债券发行、战后的赔款债券承销、赔款资金划转、国家重建融资等业务的一揽子战争综合解决方案。在战争中,政府是不计代价的,正是银行家们廉价收购国有资产的良机。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明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两边的国际银行家们同样赚钱。
还是拿破仑看得透: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们的眼中只有获利!

1914年7月,大部分德国人仍然过得非常安心,纵然在发生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局势依旧非常平静,这非常大程度是德国政府刻意营造的假象。表象之后的事实是奥地利政府被柏林高层所诱导,把刺杀事件作为借口攻击塞尔维亚,好让它再一次、一劳永逸地屈服。奥地利和德国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都煞费苦心地掩饰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人都像往常一样,假装继续度假。

在那些对危机感到猝不及防的人中,有一个36岁的柏林银行家,他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贺瑞斯·格里利·亚尔马·沙赫特(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虽然当局一直在故作姿态,精心掩饰,但早在7月初,关于战争的流言已开始在德国银行圈高层之间流传。其中从一开始就对局势看法十分消极的是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他是声名显赫的汉堡银行家族的成员,以与皇室关系甚密著称。以不慎重著称的德皇自个是银行圈流言的源头,因为他坚持要在全国总动员之前通知他的朋友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哈帕格公司(Hamburg-America
Line)的老总。也有人说是皇储泄密,警告他财经界的朋友说虽然表面风平浪静,但是柏林证券交易所里的乐观氛围是大错特错的,德俄之间非常大概会爆发战争。

亚尔马·沙赫特只是古特曼的德累斯顿银行的一位部门经理和助理董事,还没有资格参加柏林银行家高层的聚会。虽然他在德累斯顿银行的地位不高,但作为没有家族关系的德国年轻人,他在这个行业已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并且开始引起人注意。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他一直在做一笔给布达佩斯的借贷业务,资金由德国、瑞士和荷兰银行组成的国际财团提供。之后,瑞士银行家菲利克斯·索马莱(Felix
Somary)评论道:「他的风头盖过同事,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们的儿子们以及那些趋炎附势者」。

沙赫特留着军人般的小胡子,短发从中间分开,非常容易被人认作是普鲁士军官。他走路时腰背挺直,像是那种「被训练出来的奇怪的步法」。他僵直的姿态,再加上他最喜欢的浆挺的、高高的、闪著微光的赛珞璐领子,显得有点夸张。但他既不是普鲁士人,更不管怎样都跟军人扯不上关系。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来自德国与丹麦接壤的地区,在整个王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汉堡长大。

终有一天沙赫特会因他无尽的野心和追求成功的强大意志而出名,这种个性部分来自于对他父亲长期失败的自然反应。他的父亲威廉·利昂纳德·路德维希·马克西姆利·沙赫特(Wilhelm
Ludwig Leonhard Maximillian Schacht)生于北石勒苏益格(North
Schleswig)西海岸。

威廉·沙赫特是一个乡下医生11个孩子中的一个。1869年,因为对大概会应招入伍的前景感到不快,沙赫特和其它四位兄弟移居到了美国,并在那待了七年。虽然他变成了一个美国公民,但却一直未能站稳脚跟,一直不停地更换工作。最后,到了1876年,他决定返回德国。

他返回之际,恰巧普法战争带来的经济繁荣正在结束,衰退正在来临,因此他的运气并没有好到哪儿去。之后的六年里,他从事过各种职业,但却无一成功。最后,他找到一份公平保险公司(Equitable
Insurance
Company)的工作,之后的30多年他都呆在了那家公司。沙赫特对他父亲有些牴触情绪,宣称他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流浪者,永远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与他父亲的软弱无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赫特有着无以伦比的野心,以至于他在自传里忍不住说,他在25岁之前就比他父亲赚钱更多了。

与他笨拙且已退休的父亲相比,他的妈妈康斯坦·贾斯廷·索菲·冯·埃格斯(Constanze
Justine Sophie von Eggers)就显得「敏感、快乐,并且感情丰富」,
纵然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她都保持的快乐的心态,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家庭中去。康斯坦·贾斯廷·索菲·冯·埃格斯生于一个长期向皇族提供服务的丹麦家庭,同威廉·沙赫特结婚本来是把自个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一大截。她祖父是国王的法律顾问,曾致力于农奴解放,负责过18世纪末的丹麦货币改革。但其家族逐渐没落,年轻的康斯坦·冯·埃格斯没有获得任何遗产。1869年她遇到当时还是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威廉·沙赫特,之后跟随他去了美国,三年之后在美国结婚。

1877年,也就是全家返回德国几个月之后,亚尔马·沙赫特生于北石勒苏益格的小镇廷莱夫。孩童时代的他,因为父亲频繁换工作而不断搬家,1883年,他们最后定居在汉堡。19世纪末的德国充满了矛盾。沙赫特生活在欧洲最严厉的阶级制度——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中,君主独裁统治,容克军事架构以及精英阶层受教育的体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成功地拉近了作为小职员或教师的中产阶级下层与上层之间的距离。本来早在1886年他9岁的时候就被吸收进约翰诺伊姆学校(Johanneum)——汉堡最好的预科学校接受最严格的古典教育,在那他主修拉丁文、希腊语和数学。

他不可以够完全摆脱阶级压迫带给他的困扰,因为家庭贫穷,他的学校生活充满了羞辱。由于受到那些富裕学生的挖苦,他不得不独来独往,努力学习,尽职尽责。1895年,他从约翰诺伊姆学校预科毕业进入大学,最终获得了解放。

他继承了德国人爱转校的传统,在柏林、慕尼黑以及莱比锡待过几个学期,1897年的冬季学期则是在巴黎度过的。他一开始主修医学,并在文学和语言学习方面颇下功夫,最终以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继续以「英国18世纪的重商主义」为题目撰写博士论文。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沙赫特开始从事公共关系职业,开始是在一个出口同业公会,同时兼职为一份普鲁士杂志写经济评论。他勤奋努力并且很可靠,急切地想给他将要接触的银行家和商业巨头留下深刻印象。1902年,他终于引起德累斯顿银行某个董事会成员的注意,并在那得到一份工作。他升职非常快,1914年就已成为柏林一家大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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