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注册网址 史料研究 犹太哲人与启蒙哲学

犹太哲人与启蒙哲学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他深刻的思想和他建立的学派,而且也是由于他对如今美国政治的现实影响。他一生出版了15本书和大量的文章。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曾就读于汉堡大学,192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至1932年,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1938年移居美国。1938至1949年任教于纽约新社会研究院;1949至196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1973年10月18去世。列奥·施特劳斯被认为是20世纪极其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构成了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全部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今之争,并由此西方思想的种种潮流。

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领域,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出版了15本书和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以深刻的哲思为核心,涵盖古今西方思想史,辐射其它多门学科,诸如神学、古典文献学以及中世纪学(medievalistics)等。同时,斯特劳斯在他所涉足的领域中,又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他崇尚古代希腊的风范,寻幽探古,挖掘其认识论理念;另一方面,他又追随时尚,关注当下话题。我们在建议他的思想踪迹时,非常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术语来界定其思维方式。就其政治态度来讲,我们姑且用”超保守”(ultraconservative)这个词(当然,此词还有待进一步地解释和说明)来加以界定。我们的立论正是以此为基础的。斯特芝斯的思维方式有别于20世纪早期的现代哲学,其特点表现为,它一方面转向犹太传统,另一方面又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且按照神学起源的世俗化模式对这种逻辑进行重组。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他那鲜为人知的早期作品,以及成熟的中期作品,至于其后期作品,因其影响还有待了解。

根据阿兰布鲁姆对于施特劳斯的研究,将他的一生的思想分为早年、中年和晚年,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根据他的思想转变,另一方面也跟他人生的境遇有关。早年的时候,施特劳斯作为德国犹太人,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却又沉迷于尼采哲学。对于魏玛时期德国人的处境,有着非常深刻的反思。这一时期,他思考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宗教与哲学、哲学与政治的问题,从行文上看,无论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还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都显得中规中矩。他接受施米特的推荐,离开德国赴英国工作。不久后,施特劳斯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他研究的中心,渐渐从启蒙时代转向古典研究。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有《自然权利与历史》、《迫害与写作艺术》和《论僭政》。在晚年的施特劳斯全身心投入到古典研究,写出了《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苏格拉底与阿里斯多芬》、《城邦与人》、《反思马基雅维利》和《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不难看出施特劳斯晚年思想是紧紧围绕苏格拉底展开的。

思想

《哲学与律法》中文版收入了他的博士论文《雅可比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和1935年出版的《哲学与律法》,前者不难看出他从哲学角度出发对于犹太神学的研究,后者则是对于前一个命题的继续与深化。而《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则是施特劳斯的教授资格论文,是他尝试通过宗教与哲学框架研究启蒙问题的开始。同一时期,他还写了很多德国犹太学者的文章,收在《门德尔松与莱辛》一书之中,此书最后一篇文章写于施特劳斯离开德国之际,读起来格外感人。在英国,施特劳斯继续探讨启蒙哲学与宗教问题,不过主要围绕霍布斯展开,通过宗教批判延伸到政治哲学领域。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研究霍布斯宗教问题的文章,被结集为《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从施特劳斯早期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从宗教研究出发,延伸到启蒙哲学,又进而转向政治哲学研究。

斯特劳斯反对依据文字的背景对哲学论争进行说明,因为他视其为”历史主义”的遗风。尽管如此,他在晚年多次把开高他思维大门的钥匙交给读者,引导读者了解其思维方式的起源与变迁。因此,他在讨论斯宾诺莎一书的”序言”中写到,他的思想源起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当时的犹太哲学(赫尔曼·科恩,弗朗兹·罗森兹威格)为背景,与启蒙运动的紧张关系自不待言。他在自传中借用社会学的观点,以为犹太人当时身处日益世俗化的基督教包围当中,其处境岌岌可危。他将这种险境转换成犹太神学的启蒙话语。他说”解决有限、相对的问题容易,但解决无限、绝对的问题却颇为棘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犹太人不失为上帝的选民。在社会和政治问题范围之内,犹太人问题相对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来讲最为突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至少可以说犹太人不失为上帝的选民。”

那么,我们不妨从上述施特劳斯研究转变的角度,对于他早期的学术观念进行一下分析和总结。作为犹太人的施特劳斯,天然就必须面对二十世纪犹太人问题,因此他从自身处境出发,通过分析了雅可比、斯宾诺莎等犹太哲人,在处理哲学与宗教问题的关系,深入了解了启蒙哲学与犹太教之间的张力。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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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本身召唤合适的人从事哲学,神法本身要求哲思。获得授权的自由哲思,以所有存在者为对象。所以,与所有存在者一样,启示也成了哲思的对象。在先知论中,启示作为由上帝通过某个先知所给予的律法,就成了哲学的对象。

斯特劳斯再次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从斯宾诺莎回溯到迈蒙尼德和法拉比,前后跨越一千多年。他注重对材料自己的挖崛;纵然站在中世纪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的批向性也非常明确,即指向古希腊哲学。在放慢对霍布斯研究、解释的同时,斯特劳斯着手研究西方哲学的早期历史。此后,他的工作就围绕早期哲学展开,内容涉及几个时代。他再次触及到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引起非常大震动的”古今之辩”。在这场论争中,他放弃斯宾诺莎批判正统派的思想立场,站在了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他的这些思想详尽地收录在瓦尔格林所做的演讲当中,后于1953
年成书出版,取名《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书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经典读本,并非常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出版。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还尝试将哲学与宗教进行调和,有些类似于中国新儒家调和启蒙与儒教的努力,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条道路不通,所以写道:

“中世纪宗教启蒙”内传特质的根据,在于静观( theoretis-chen)生活理想的优先地位,正如现代启蒙外传特质的根据,在于对实践理性优先的信念,此信念在康德的构想、奠基和极端化之前,早已占据了优先地位。

通过区分古典哲学与启蒙哲学的差异,分清了静观的古典哲学和偏重于实践理性的启蒙哲学,对此我们不难看出,施特劳斯本人很早就能够区分启蒙前后,哲学本身产生的分裂。而这个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国学研究者而言,还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事实。既然如此,启蒙哲学为何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施特劳斯继续分析了启蒙与偏见问题。

今天阅读某篇启蒙时代文章的读者,在读到文章猛烈抨击偏见时,时常会心一笑,因为他察觉到,启蒙运动里这些所谓摆脱了偏见的先生们,他们自己的偏见有多么深。人们简直可以说:启蒙的世纪就是偏见的世纪。

也就是说,启蒙哲学试图通过理性来摆脱传统的偏见,但是根据启蒙理性建立起的哲学,依旧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本身不能通过理性来反思,只能通过历史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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