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高梅注册网址 史料研究 石锦昭子:热爱中国的柘皋媳妇 积极参加救亡活动

石锦昭子:热爱中国的柘皋媳妇 积极参加救亡活动



安徽省政协委员,著名的民主人土、原省民政厅副厅长翟宗文的夫人石锦昭子,是中国籍日本人。她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以亲身的所见所闻,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其传奇一生,受到安徽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及省主要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称赞。翟宗文是巢湖市柘皋镇人,石锦昭子就是巢湖市柘皋镇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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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中国的日本护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方派系掌握的军队,感于民族危机,纷纷请缨出征。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后,中国民族团结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桂系主持皖政,本文拟以此为背景,对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始末作一论述。

石锦昭子,1901年出生于日本枥木县芳贺郡益子町大字小泉番地的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在东京明治大学医务处任护士。1923年,认识了在明治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翟宗文。经过长时间相处,她感到翟宗文是一个富于正义感和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彼此志同道合,互相爱慕,于1927年在东京结婚了。

李宗仁主皖

1929年秋,石锦昭子告别了故国日本,随翟宗文来到中国上海工作,她在上海亲眼看到到处都是外国人的租界,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似猛虎恶狼般掠夺中国的财富,欺压和侮辱中国人民,妄图瓜分中国的土地。这一切激起石锦昭子对帝国主义者侵略行为的极大愤慨,从此她跟随丈夫翟宗文开始在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参加地下工作。

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第三战区作战区域为苏南、浙江和皖南;第五战区作战区域为鲁南、苏北和皖北。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李宗仁积极宣传“焦土抗战”,很快与蒋介石达成和解。在短短2个月之内,就将广西原来的14个团的常备军,迅速扩编到48个团,组编为4个军。桂系部队陆续调往前线。

卢沟桥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出通令:凡侨居中国的日本人,一律要限期回国,否则作为叛国论处。石锦昭子蔑视这个通令,毅然留在中国。抗战开始,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她只好跟翟宗文回到家乡巢县柘皋镇暂住。不久,翟宗文和石锦昭子积极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从巢县去金寨参加安徽省动委会的筹建工作,翟宗文在省动委会先后担任委员、宣传部总干事、副部长等职。石锦昭子在省动委会妇委会中积极从事抗日工作,搞宣传、医疗等。由于她是一个日本人,她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在群众中很引人注目,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国防会议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1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南段的作战。桂军参战的部队有第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

当时安徽省动委会设在金寨獭子河边,石锦昭子和翟宗文在省动委会对面小山上单独租住三间草房,地方隐蔽,活动比较方便,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青年知识分子,都以翟宗文和石锦昭子的家作为祕密集会联络场所。他们一开会,石锦昭子总是在四周做巡视保卫工作。那时他俩经济很困难,每月仅有50元的工资收入,平时石锦昭子种菜、养鸡以补贴家用,并用以招待来开会的同志。有的进步人士就在他家暂住,石锦昭子热情安排他们生活,从无半句怨言。有些进步青年从金寨奔赴延安,从他家动身,经济上发生困难时,他俩虽不宽裕,总要设法支援。

1938年1月13日,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到六安。1月26日,为了实施战时军政统一的原则,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月12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莅省,13日上午在六安行署大礼堂宣誓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会上,李宗仁发表施政方针,提出“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1]在《告全省民众书》中,李宗仁宣称,热望全省同胞“不畏敌不轻敌,不怕官不侮官,不怕兵不轻兵”,并表示了坚决铲除贪官污吏的决心。[美高梅注册网址,2]李宗仁还发出致全省各机关电,勖以“不苟免、不苟得、不苟安”三事。[3]

1938年8月间,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加强县级行政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中共地下党员张劲夫、周新民、史迁以及安徽进步人士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等向桂系省政府推荐,任命翟宗文为庐江县县长。石锦昭子为了协助翟宗文的工作,毅然决定克服困难同往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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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日本侵略罪行

2月21日,李宗仁在六安党政联合纪念周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后方治安问题与党政军工作人员新精神新生命之创造》的演讲,提出了“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施政方针和整顿政纪军纪,稳定社会秩序,发动民众的具体措施。他提出要解决目前最切要的社会治安问题,肃清各县之土匪,“行政组织要合理化”。[4]因战事紧张,李宗仁于2月底离六安回徐州指挥徐州会战,所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由省民政厅长张义纯代理。

1938年10月,省动委会在金寨召开动委会周年庆祝大会。石锦昭子应邀出席,并在千人大会上作了演讲。石锦昭子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以亲身的所见所闻,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滔天罪行,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囯人民一边,坚决支援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战争。石锦昭子说:「中囯地大物博,人囗众多,但由于政治腐败,所以遭受侵略。中国人民要自强不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当时,由于石锦昭子讲中国话不流利,不可以表达出真实感情,因此用日语演讲,由翟宗文当场翻译。演讲一结束,博得广大听众的热烈赞扬,全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这壹次演讲,在当时的省报上还作了报道。石锦昭子觉得中国人民把她当作忠实可靠的朋友看待,感到万分高兴和自豪,从此她更加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3月中旬,白崇禧受命从武汉赴徐州协助李宗仁部署台儿庄战役。他在路过六安时,应邀对省会党政军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一个题为《全民动员争取抗战胜利》的长篇演讲,对安徽省政府、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安徽省没有完成征兵工作任务和强行拉丁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要求各级公务人员改变陈旧的高高在上的工作方法,深入基层,起用青年,强调要进一步做好民众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鼓励民众起来抗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5]白崇禧和李宗仁的报告,都强调要依靠和动员人民参战。1938年2月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后,李宗仁兼省动委会主任委员,但日常工作由常委兼秘书章乃器代拆代行。章是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被蒋介石逮捕过,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桂系请他来安徽主持动委会工作,后来又让他当省财政厅长,表现出桂系与蒋介石不同,连七君子中的人物也敢起用。当时在省府各厅处的动委会中,开明进步人士的代表人物有朱蕴山、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4位老先生。他们德高望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6]

解放后当选省政协委员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日军西进,桂系主力退入大别山区。6月27日,安徽省政府迁至立煌。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于6月1日在汉口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武汉失守后以大别山区为敌后根据地,由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固守。为使军政一元化,李宗仁保荐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接替他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全国解放后,石锦昭子满怀喜悦的心情欢庆胜利,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全力支援翟宗文同志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她曾当选为安徽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粉碎「四人帮」以后,她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关心时政。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深切期盼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使人民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衷心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邦交万古常青。

1938年9月底,廖磊开始主持皖政。这时正是武汉失守前夕。廖磊针对安徽民心动荡的情况,要求民众“坚定必胜信心,协助军队作战,帮助政府锄奸”。[7]廖磊于1939年1月主持拟定并颁布《安徽省战时施政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各级行政机构”,“切实推行政令,组训民众,动员民众”;“严厉执行惩治贪污豪劣法令,发挥公正廉明之政治风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自由,并清除官僚积习,养成为国家为人民之德性’;“改善民生……增加抗战活力”;“一切经济建设均以适应抗战及人民生活迫切需要为中心”;“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充分之保障”;“扩大民众运动”;“武装民众”等等。[8]实施施政纲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众动员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廖磊主皖一年,1939年10月23日因病去世。嗣后由李品仙继任。

石锦昭子由于同情支援翟宗文的革命行动和远大志向,而与翟结为终身伴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半个世纪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为中日友谊做了不懈的努力。在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和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实践中,她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她的故乡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安徽省动委会的成立及沿革

1980年,石锦昭子曾回故国日本探亲,父母均已去世,和健在的三姐妹等亲人欢聚。日本枥木县知县举行欢送宴会,并赠送了一台日本电子钟作为纪念。石锦昭子在故国期间,尽管亲友们都劝她年事已高,可定居日本,不要再回中国了,可石锦昭子对亲友们说,她在中国已有一个幸福家庭,不仅儿孙满堂,而且是四代同堂。尤其是她和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党对她在政治上这样尊重,把她选为省政协委员,她要把骨灰留在中国。她谢绝了亲友的好意,在日本只住了六个月,最后还是下决心于1980年11月31日返回中国。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是在日军侵略战火燃烧到江淮大地和桂系主皖的背景下,由安徽省政府举办的动员民众的组织。安徽省籍国民党著名左派人朱蕴山在省动委会的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石锦昭子因病于1985年4月16日在合肥逝世,享年85岁。在石锦昭子遗体告别仪式上,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省民盟、省民政厅和省主要领导人张劲夫、杨海波、张恺帆等都送了花圈,三百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对石锦昭子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

南京沦陷前夕,董必武、叶剑英在中共办事处接见了朱蕴山,要其“迅速回安徽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接着,朱蕴山又会见了即将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向他建议组织总动员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制胜于疆场。经国民政府批准后,李宗仁乃邀请朱蕴山筹建苏鲁豫皖鄂五省总动员委员会。[9]

1938年2月初,第五战区先后公布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条例》和《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省分会组织条例》,规定:“本会总会设立于本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定名为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于本战区所属各省设立省分会、县分会、区分会、乡镇分会”,省分会“设立于本战区各省政府所在地,定名为第五战区xx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10]

1938年2月23日,第五战区动委会安徽省分会在六安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举省民政厅长张义纯(不久他即代理省政府主席)为主任委员。3月5日,该分会启用关防,开始办公。[11]同年3月,安徽省政府公布由章乃器拟稿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初步纲要草案》。[12]

省动委会的组织形式,主要根据第五战区动委会省分会组织条例规定,设置常务委员会,从常委中推定主任委员综揽全会事务。据此任命章乃器为秘书代拆代行,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后勤、情报5部,各部的正副部长主要由皖籍社会贤达担任:总务部长朱蕴山、副部长童汉璋;组织部长沈子修,副部长周新民;宣传部长光明甫,副部长狄超白;后勤部长常藩侯,副部长朱子帆;情报部长丘国珍,副部长黄宾一。各部的主任干事和干事有不少是中共党员,如张劲夫、许晴、朱凡、史迁等。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担任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他负责动委会内中共党的工作。中共安徽省工委利用省动委会这一组织,先后派出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各级动委会工作。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与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合作。省动委会成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当时,安徽长江以南在军事上划归第三战区指挥。为了指导皖南的动员工作,省动委会常委光明甫、朱蕴山等人提议在皖南设立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此议经省动委会第7次常委会决议通过,后即拟定了皖南办事处简则。1938年5月5日,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在屯溪成立,由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兼主任委员,江玮、周世筠任副主任委员,就近指导办理皖南2县之民众动员工作。

同年10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为了插手皖南的民众动员工作,以第三战区名义命令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于10月15日以前结束完毕。10月30日,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仍以戴戟兼主任,但改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和金慰农担任副主任委员。此后,皖南动委会的工作便逐渐处于第三战区和省党部的控制之下。

1938年9月底,廖磊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兼省动委会主任委员。为动员民众支持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抗战,廖磊对动委会工作机为重视和支持,加强了对各县动员工作的具体领导,增加了动员工作经费,省动委会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健全。1939年1月,省动委会增设了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并将经过训练的青年大批充实到各级工作团中。在工作团的推动下,各县动委会相继建立起来,有条件的区乡镇也成立了动员分会。据1939年7月统计,“区动委会先后组成,已有124所,乡镇分会已至798所,其有未呈报者尚不在内”。[13]

县动委会主任委员例由各县县长兼任,县动委会设一指导员,由省动委会委派,负责日常工作。区乡镇分会指导员由县动委会聘任。省会迁立煌后,由于地处鄂豫皖三省边区的中心,省动委会“陆续派有指导员分驻河南之固始、商城,湖北之英山、罗田、黄梅、麻城、浠水等县,协助当地政府,发动县动委会的组织,后于秋间本省干部不敷分配,乃复全部调回”。[14]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桂系在安徽也逐渐转向反共。廖磊加强对动委会的组织领导,采取多种措施对动委会加紧控制,排挤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将动员工作的重点引向帮助桂系健全基层行政机构。5月,安徽省动委会召开各县动委会指导员联席会议。会上,廖磊作了题为《今后动员的展望》的训词,他强调:“动员切要遵守由上而下的原则,本着上层的意旨和方法,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动员要通过行政机构,在地方要通过保甲基层行政组织”。“动员工作〔已〕是政府领导下进行的,而政府又是国民党领导的,所以我们已信仰三民主义,奉行抗战建国纲领,就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15]随后,廖磊开始排挤章乃器、朱蕴山、周新民等进步人士,调其亲信主持省动委会各部室工作。他又以省政府名义电令各县,规定“县各级民众动员机构,应与县各级行政机构密切配合,一切动员工作,以协助行政进展为主旨,并运用原有工作团组织,分编为各种政治工作队,受县长指挥调遣,协助政务实施”。[16]他还下令集中各县直属工作团,于大别山脉内围各县配合行政,协助政府整编保甲,健全基层行政机构。以后他又把动员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为“完纳赋税、巩固法币、铲除奸商”,使民众动员工作受到诸多限制。为了加强对动员工作的控制,安徽省政府于1939年5月决定,在各行政督察区设立动员指导办事处,负责领导并考核各该管区所属各县之动员工作,由各区督察专员任动员指导办事处主任。

1939年10月23日,廖磊因病去世。10月31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认为:他的前任廖磊“秉性过于单纯,不能适应当时敌后的复杂政治环境,对共党分子的兴风作浪又无法控制”。[17]言外之意,他来主皖,要一改前辙。为贯彻国民党反共政策,李品仙自湖北专程赴重庆进渴蒋介石,详细察告“大别山当前状况,以往缺失,今后方针”。[18]蒋介石对其建议深表赞许,一一采纳,并“给以全权,嘱其实行全部反共政策”。[19]

李品仙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省保安司令、安徽省军管区司令等多种重要职务,1940年1月8日,抵达立煌就职。[20]李品仙抵皖后,极力推行反共政策。他首先将矛头指向动委会和工作团,下令照国防最高委员会发布的《修正各省市县动员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彻底改组省动委会。

1月26日,李品仙召集省动委会各部门工作人员、省青抗、青年剧团、少宣队以及立煌县动委会所有人员训话,强调“中央有明令,全国动委会须一律改组”。[21]2月1日,他又发表《告动员工作同志书》,正式下令改组动委会,调全体工作团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到立煌“受训”。据《皖报》载,2月6日,李品仙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机关报《皖报》发表谈话,“详示停办《大别山日报》及改组动委会之原因”。2月7日,他又指使随其前来担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的亲信杨绩荪在《皖报》发表“特约专稿”,题为《动员委员会怎么动?》,指责动委会工作团的工作是“乱动”,“盲动”,“离心的动”,“脱节的动”,“笼统的动”,“含混的动”,主张动委会“要在本党主义之下,集中意志力量,正确的动,而不容有逾越轨范,走入歧途的盲动”。[22]2月8日,《皖报》又发表题为《省动委会之改组》的社论,称省动委会之原有工作团势必取消,原有庞大组织之工作队员,势必裁减。[23]在此前后,《皖报》还连续发表《干部集中训练之意义》、《动委会遵令改组以后》、《对于动委会改组的认识》、《青年入党与抗战建国》等一系列文章,为改组动委会和迫害工作团员制造舆论。

杨绩荪等人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省动委会和全省动工人员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以省动委会动员工作全体同志的名义,印发了一篇《给杨绩荪先生的一封关于动员工作商讨的公开信》,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反击了杨绩荪之流的攻击。[24]

为了避免损失,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皖边区党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动委会、工作团中的中共党员号召广大工作团员拒绝“受训”,迅速撤离。在中共各级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各级动委会、工作团、行政机关、财政系统的进步青年,以及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共计3000余人,分批安全地秘密撤退到豫皖苏边、皖东、皖东北和皖中新四军抗日游击根据地。其中,较著名的有省动委会总务部副部长童汉璋、省动委会文化事业委员会常委张百川、省参议会女参议员孙以瑾、寿县县长何德润、霍邱县县长谢□、英山县动委会指导员魏文伯、桂系第一三八师政治部主任陈超琼、第一七一师政治部主任洪雪村、秘书李谦纯等。他们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的领导下,积极深入农村,加强基层领导,发动游击战争,为淮南、淮北、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立煌,省动委会“改组”后,由李品仙兼任省动委会主任委员,再由他聘请25名设计委员,“策划动员业务之一切事宜”。省动委会原来的5个部缩减为组训、征调、救济、宣传、总务5个股。设计委员们“设计”的结果是:各专区动委会指导处“一律裁撤”,县以下之区乡镇动员分会“一律撤销”,各种工作团队集中调训,“其逾期未到者一律撤销原职及其组织”。[25]

由于广大动工人员的抵制,结果愿意去立煌“受训”者总共仅有县动委会指导员、各种工作团队员、各县乡镇分会工作人员以及情报员、其他编余人员共1227人。

1940年2月22日,李品仙又密电各县政府,责令省属、县属工作团员全部按期到立煌受训。受训的报名截止日期原定是3月25日,后延期到31日,并在报上公开威胁,“如再逾期,决不收容”。[26]

3月16日,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易凤英等40人联名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宣布脱离桂系,“投身新四军,俾得有抗日救国之自由”。5月13日,张百川、朱鸿祥等各级动工人员2500余人通电李宗仁、白崇禧,历数李品仙“纵容腐化落后分子,摧残热血进步青年,进攻抗日友军,封闭进步刊物,一切倒行逆施”,宣告脱离桂系。[27]其余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及工作团长也发表了联合宣言,严正宣告退出动委会。至此,动委会已名存实亡。

为配合对动委会的“改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颁发《安徽省各种抗敌协会组织规程》,按此规程将各级民众抗敌团体划归国民党省、县党部领导。到1942年7月,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行政院明令裁撤各省市县动委会。省动委会于是名实皆亡。

安徽省动委会的活动

安徽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及其工作团开展了多项抗日民众动员活动,中共安徽省工委也利用省动委会,“开辟了大别山区八年抗战中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8]概括起来,省动委会的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把大批进步青年汇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南京沦陷前后,大批沦陷区的青年纷纷流亡内地。当时,平津流亡学生,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各种救亡团体,如江都晨鸣社、武进青年抗敌服务团、北平救亡服务团、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上海流亡青年内地服务团、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敌演剧队第六队以及安徽本省各县流亡青年,大批云集皖西大别山区。在此前后,一批从陕北公学、延安抗大毕业的学生,也被派到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李宗仁在到六安就职时,就下令安徽省政府收容本省和苏鲁等省流亡青年1000多人,在六安北大营举办乡镇人员训练班,准备结业后分发到乡镇工作,以这些新鲜血液取代落后保守的地方封建势力。省动委会成立后不久,恰逢乡镇人员训练班结业,于是经省政府同意,由省动委会组织部出面,将这批学员及潢川青年军团和外地流亡学生组织到工作团内,经过短期培训编组后分配到安徽省长江以北各县专门从事民众动员工作。

据省动委会1939年5月统计,“省动委会直属工作团编组到43个,委托工作团达30个,县属团正式呈报者34个。直属团以20人为定额,委托及县属团平均亦每团约20人,合计约为2400余人之数”。[29]省动委会还在麻埠举办4期干部短训班和高庙妇女训练班,培养青年和妇女干部。此外,全省先后建立起各级各类抗敌协会,这些抗敌协会的成员主要由青年组成。

据1939年7月统计,全县性的青抗会计有31个,会员6381人,合计区乡镇青抗会和各保青抗小组563个,会员总计33950人。全县性的农抗会有12个,会员3141人,合计区乡镇农抗会和各保农抗小组1664人,会员人数总计26.8万人。全县性的工抗会计有16个,会员4754人,合计各区乡镇工抗会和各保工抗小组共有76个,会员10482人。全县性的商抗会计有20个,会员4846人,合计区乡镇商抗会和各保商抗小组221个,会员总计30324人。全县性的妇抗会和各保妇抗小组计有346个,会员总计63283人。全县性的文抗会组织6个,会员509人,合计区乡镇的文抗会14个,会员总计897人。[30]

各抗敌协会下均设有交通队、运输队,侦察队、慰劳队,救护队以及盘查哨、递步哨等组织。这些组织在支援前线,救护伤员、运送粮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省动委会以工作团为基本力量,把青年和民众组织到各类抗敌协会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团结和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使他们汇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其中的大部分人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省动委会各级工作团和救亡团体到全省各地后,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如举办训练班,召开座谈会,创办报纸刊物,开书店,写标语,演戏,教唱抗日歌曲等等。

当时,省直属工作团中唯一的女团长、中共党员王榕率领第三十一工作团到岳西农村,白天在田间地头演讲抗战形势,教青少年唱抗日歌曲,晚上演抗战戏剧。抗日救亡的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山村。

在1938年一年内,省动委会领导各县分会举办了“民众总动员宣传周”、“肃清汉奸宣传周”、“防空宣传周”、“雪耻宣传周”、“兵役宣传周”。3月中旬,省动委会成立伊始,就在六安举办了“动员工作扩大宣传周”。3月14日在六安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省动委会主要负责人张义纯、章乃器等人参加了大会。章乃器和在六安的救亡团体联合会代表、民众代表均发表演说。广西学生军,皖西工作队,六安少年宣传团等团体合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参加大会的人员多达万人。在合肥地区的直属第二十三工作团,在石塘举办漫画展览5天,参观者超过千人。

工作团还经常抓住节日前后的时机搞突击宣传,取得很好的效果。据六安县动委会总结,1939年上半年,他们利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如1939年元旦,派各工作团深入农村,以长期抗战为主题举行新年宣传周;配合三八妇女节,通令各区协助妇抗会及妇女工作团扩大举行纪念;配合“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进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中心内容为坚持长期抗战,实现总理遗教,实施战时施政纲领;配合“四·四”儿童节,派儿童宣传队出动宣传,并救济难童;派出宣传队协助青抗举行“五·四”纪念活动;配合“七·七”抗战2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和《告农民士兵书》,演戏3日。[31]

当时,进步作家臧克家和姚雪垠以第五战区战地记者身份在阜阳动员刊物《淮流》上发表了不少抗日诗文。孟波率领的音乐界救亡团体一行几十人,也在皖西活动过一段时间。省动委会还专门编印了64开的宣传手册,工作团员人手一册,除了刊登宣传方针纲要外,从抗日动员宣传工作的内容到范围,都给以具体的指导。《宣传手册》后面还刊登了不少由聂耳、光未然、麦新、吕骥、孟波等人作词配曲的歌曲,如《武装保卫安徽》、《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这些歌曲随着工作团员的足迹在江淮大地广为流传。省动委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动员月刊》,并在《大别山日报》开辟《全民动员》副刊,在《皖报》开辟《动员周刊》副刊,经常交流各地动员工作的经验,以推动各地动员工作。

各级动委会、工作团还在各地成立各种类型的抗敌协会,把各阶层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据省动委会1939年10月统计,全省江北地区所组织的各级各类民众抗敌协会总计有2884个,会员人数总计为40.6万人。[32]另据中共皖南特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前皖南地区各类抗日群众团体会员也达25万人。[33]

各种宣传和组织活动,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从而使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推动了全省各地的国共合作。

在皖东北。徐州、蚌埠、宿州沦陷后,原任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孙伯文离职逃走。1938年秋,安徽省政府任命原六安县县长盛子瑾为第六行政区专员兼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和泗县县长。盛子瑾系黄埔六期生,有一定胆识和爱国思想。他接受任命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又深感在皖东北单枪匹马,不易打开局面。为此,他请求省动委会派遣干部随其赴皖东北筹建第六专署。中共安徽省工委利用这一机会,通过省动委会秘密派遣中共党员江上青等一批干部和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随盛赴皖东北,在专署内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江上青任书记。江上青利用自己专署秘书和第五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合法身份,推动建立了各县动委会、工作团,创办了皖东北日报和军政干校。泗县4个区的区长和相当一部分武装由此而掌握在中共手中。不久,中共山东分局又派杨纯任皖东北特委书记。盛子瑾表示欢迎同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八路军一部于1939年5月进入皖东北抗战。彭雪枫亦派张爱萍、刘玉柱于1939年7月到皖东北,与盛谈判达成协议,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张爱萍、刘玉柱分任正副处长。皖东北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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